揣着情怀转身在新岗位继续推动法治进步
四名离职法官警察的故事
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雷鸿涛
法官、原告、被告，在过去十年，阳曙文每次步入法庭时的身份不尽相同。过去，他其实是一名法官。因为喜欢脱掉法袍当原告，阳曙文被媒体称为“中国自己打官司最多的法官”。如今，他离职了，办起了一家互联网法律服务公司。
在离职前，阳曙文也“时髦”了一把——他把一封内容为“我想当老板试试”的辞职信晒在网络上，引发网友关注。他的辞职信被网友称为“最励志的法官辞职信”。
“以前是把人‘抓进去’，现在是把人‘救出来’。”袁瑜蔚以前是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裕南街派出所一名警察，他离职后当了一名律师，说起两个职业的区别，他这样对记者说。
一段时间以来，诸如“法官辞职信走红”的新闻引发社会关注。他们缘何离职?在离职前后，他们的心迹如何?带着这些问题，连日来，新湖南客户端记者专访了4名离职的法官、警察，倾听他们的故事。
阳曙文：“我想当老板试试”
离职法官阳曙文
“本人先后从事过律师、检察官、法官三大法律职业，是中国自己打官司最多的法官，也是唯一起诉过法院和中国最有钱的单位(人民银行总行)的法官……”阳曙文现在的名片背面，写着这样一段话。
在法院系统内，阳曙文可谓是一个“异类”。
2006年，他通过拍卖购买了某县人民法院委托拍卖的一处房屋。付款4年后，法院却一直未将房屋交付给他。为此，他向上级法院起诉了拍卖房屋的法院。
起诉法院时，阳曙文的个人身份就是一名法官。
2002年，通过首届司法考试的阳曙文，进入邵阳市一家律师事务所做律师。
2004年10月，阳曙文考入湖南省洞口县人民检察院，当了一名检察官。
2005年12月，阳曙文考入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做法官。在湘潭做了三年半法官后，阳曙文考入了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，直至今年2月离职。
辞职之前，阳曙文在网络上晒出了他的辞职信，一度引发网友关注。在辞职信中他说：“为响应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“大众创业，互联网+”的号召，我请求辞职创新互联网+。”
“我喜欢法律。在国际上，法官是法律行业中的最高等级职业。”阳曙文认为，做法官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，能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并展现出来。
在十年的法官生涯中，阳曙文也收获了一些荣誉，包括入选湖南省“最具影响力的法治人物”等。
在问到为何会选择辞职时，阳曙文坦言，他辞职并非因为收入低，“实事求是的说，我做法官一年收入有10多万元，还有五险一金。”在他看来，这个收入已经不低了。
“我今年已经41岁了，如果继续做法官，我能预测自己未来的样子。”阳曙文说，他想出来当老板试试，换一个环境，也许会“走得更远”。
另一个原因就是，阳曙文认为，法官的工作任务繁重、琐碎，“工作并不限于审案子，还包括一些非审判性事务。”
而让阳曙文敢于转身的，是他做十年法官以来累积的经验、资源，“做律师、检察官、法官的经历，对我来说是一笔财富。”
如今，谈及过去，阳曙文提的最多的是他当原告提起的公益诉讼。
2014年，阳曙文买了一张当年6月2日厦航从重庆飞长沙的6折飞机票，因堵车迟到3分钟被拒登机。其后提出退票，又被要求按全价票款的40%收取退票费。多次沟通未果后，阳曙文一纸诉状，将厦航、深圳市特航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告上法庭。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退还其购买机票所花费的640元，及支付相关手续费1017元。
“我起诉过房产局，起诉过中国最有钱的单位(中国人民银行)。”阳曙文说，通过自己的每次诉讼，他深感法官不能只站在法院和法官的自身角度考虑问题，法官应该是公平正义的代表，应该理解老百姓的难处。
“我做了10多次的原告、被告，感受到老百姓打官司不容易。”阳曙文坦言，他发现老百姓打官司费时费力。
对他来说，这恰恰是一个商机。“我当原告这么多年，觉得打官司不容易，能不能解决这个难题?”他萌生了一个念头：能否在互联网+的背景下，成立一家互联网法律服务公司?
于是在辞职后，他创立了阿里法律服务有限公司。“在我们的平台，老百姓可以花200元请律师，打官司不再难。”
“以前做法官，我不要担心工资。现在，我最操心的就是钱的问题、人的问题，”阳曙文坦言，他现在的压力要比做法官时更大，责任比以前更重。与之相应的是，收入也提高不少。
邓新萍：“我要尽孝”
离职法官邓新萍
“凌晨四点，鸡还没叫，警灯响了。”当刷朋友圈看到曾经的执行法官同事发出的这些内容时，邓新萍颇有感慨：“做个法官不容易。”
邓新萍在法院干了12年，有8年的庭长经验。如今，他有了一个新的身份：湖南湘达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邓新萍于2003年从西南政法大学毕业。彼时，他认定“非法院不进。”因为他爱好法律，并且认为，当法官与自己的专业最对口。2003年，他如愿以偿考入了广东省江门开平市人民法院。2007年，他当上了法院民商事审判庭的副庭长，2010年做庭长，同一年他进入了法院的审判委员会。
在法院工作中，他多次年终考核为优秀，也曾记三等功。在同事看来，邓新萍在法院的发展前景看好。
但早在2012年，邓新萍就萌发了辞职的念头。
“我父母70多岁了，身体差，”邓新萍说，2012年，父亲在医院住院5次，但他只回家一趟。
“父亲大年三十在医院，我却不能在身边尽孝。”邓新萍回忆说，当时，广东一个楼盘拖欠农民工工资，相关部门在工地上协调，邓新萍作为法院代表全程参与。
“我要尽孝。”邓新萍说。
除此之外，另一个促使他离职的原因是工作压力大。“我这个庭一年七八百件案子要我签发，我参与合议庭承办的案件每年也有140件左右，根本没有周末休息的概念。”邓新萍说，作为一名法官，他长期伏案作业，工作强度大，还有一些会议等占用工作时间。
2014年，邓新萍在医院检查时发现左耳下有一个脂肪瘤。这坚定了他辞职的决心。
“我的妻子、小孩也不太适应我的工作节奏。”邓新萍说，他妻子原本在广东开平市工商部门上班，后来也与他一起辞职了。
辞职后，邓新萍做了一名律师。“12年的法院工作经验，是我人生经验的沉淀，也是我最大的优势。”邓新萍说，他怀着感恩的心态离开法院系统。
“做法官时，有了纠纷才能出手;而做律师时，可以做到法律风险防控前移，以做法律顾问为例，可以提前预防纠纷，最大限度在防止纠纷的产生。”说起两个职业的区别，邓新萍回忆起一个案子，一个农民当原告打官司，没有请律师，而被告方请了律师。庭审过程中，原告对一些法律事实说不清楚，被告因为有律师所以占优势。“直觉告诉我，原告农民有道理，但我作为法官，不能引导他提供证据。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不一定一致。”
“从事律师工作以来，湖南湘达律师事务所的氛围让我震撼：学习工作氛围浓厚，团队合作意识非常强，而且每个律师都有自己的专业特长。”邓新萍如是说，“就拿我自己所选的专业为例，我选择的是合同类纠纷和企业人力资源纠纷，我可以将我所选的专业分门别类做成产品、精细化的产品。在跨领域的律师业务中，我可以和其他专业律师通力合作共同来完成，友谊的小船相对来说是稳固的”。
“而律师的合作模式是法官不可比拟的，虽然法院都有相对专业的审判庭，但案件类型还是千差万别，加上案多人少，这也决定了法官办案的专业化程度不可能比律师高。”邓新萍说。
刘勇：“我一套房的房租比工资还高”
离职法官刘勇
记者约到刘勇采访的时间，已是晚上10点多。当天，他在外地旁听了一个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的案子。因为还在禁业期，他只能帮助同事一起分析案件。
刘勇，衡阳人，现在是湖南纲维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。他是原北京市法院法官、衡阳市中院法官。2015年9月，刘勇从衡阳市中院辞职，转身做律师。
2006年7月，刘勇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，进入了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。
“在北京我是一名民商事法官，一年办400件左右的案子，”刘勇说，他平均每天要开四个庭，判决书晚上加班写，工作压力大。“一般一年只能回湖南一次见父母。”工资方面，一年的收入还不到10万元。
他认为，在北京，法治环境比二三线城市更好，“法官基本上可以独立审判。”
2012年1月，刘勇调至衡阳市中院工作，在该院审判监督庭工作，主要负责再审案件。
“再审的案件少，但都是复杂的案子。”来到衡阳中院后，刘勇觉得这里相对北京来说比较悠闲。这让他感觉到，生活上、工作上都没有什么压力。他一度感觉到自己处于“放假”状态。
时间久了，刘勇并不喜欢这种生活。他向往“有变化的生活”。
刘勇坦言，其实还在北京的时候，他就有过辞职的想法。回到衡阳后，这一想法越来越强烈。2014年，他递交了辞职报告。2015年9月，他才正式离职。期间，他前后交了3次辞职报告，“家里老人一直不同意，认为‘铁饭碗’好一些。”
谈到为何辞职，刘勇说，从北京到衡阳，一开始他是感到休闲、舒服，之后慢慢感到恐慌，“湖南和北京的工作节奏不一样。我感觉自己脱节了，每天都在倒退。”他想要挑战。
另一个原因是，他认为工资太低了。“我刚回衡阳时工资不到3000元，我在北京一套房收的租金也有3000多元，比工资还高。在我的同学圈中，我工资最低，我感觉不到我的价值。”
刘勇说，之所以之前想辞职但没有辞成，是因为没有经济基础。如今，这个问题解决了，他辞职后没有过多的顾虑。
在刘勇认看来，法官辞职最平稳的过渡就是当律师。这是因为，一方面以前的知识、经验不会丢，另一方面，做律师相对自由，收入也不差。“做律师要是不想挣太多的钱，一年代理几个案子就可以不干活了。”
采访中，刘勇提及，他看好中国的司法改革。
现在，他作为一名律师，主要做法律顾问，以及和同事一起分析诉讼案件。
“以前法官的经历，对我现在有影响。我拿到案件的材料后，会预期法院怎么判、法官从什么角度考虑案子。这样我们也会考虑，从什么角度切入会让法官更容易接受。”刘勇说，他把法院的思维带到了律所来，会起到一个带动作用。
袁瑜蔚：以前把人“抓进去”，现在把人“救出来”
离职警察袁瑜蔚
记者见到袁瑜蔚的时候，他刚从长沙市第二看守所回来。“今天我去会见一个嫌疑人，涉及到一个聚众斗殴致人死亡的案子。”
袁瑜蔚以前其实是一名警察，现在，他是一名律师。用他的话说：“以前是把人‘抓进(看守所)去’，现在是把人(从看守所)‘救出来’。意义一样，都是促进社会法治进步。”
虽然已经离职，但说起自己的以前的职业，袁瑜蔚仍然充满自豪。
袁瑜蔚是个90后，今年25岁。2011年从湖南警察学院毕业后，他考入了公安系统，成为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裕南街派出所一名警察。
他对警察这个职业非常感兴趣，尤其在禁毒工作方面有天赋。在派出所，他做的工作主要是打击刑事案件、治安案件，包括盗窃、抢劫、抢夺、非法经营等。
他曾凭一个QQ号码，侦破了一起四年未破的抢劫案。一个罪犯在监狱写了一份检举材料，提到了一个QQ号码。袁瑜蔚根据这个QQ号码，通过搜索案件库，关联到一个抢劫案。通过侦查手段，他从这个QQ的空间里找到了一些照片让受害人辨认，确认QQ号码的主人就是抢劫案的嫌疑人。最终案件得以侦破。
2014年8月，袁瑜蔚辞职了。他为什么离开了自己热爱的职业?
“待遇还过得去，只占影响我离职因素的30%。”袁瑜蔚说。因为自己的兴趣爱好是在禁毒方面，这让他感觉到自己的才华在派出所没能得到充分的发挥，甚至一度“找不到存在感”。他感到自己的工作，和理想的状态有差距。
此外，工作辛苦也是一个原因。袁瑜蔚介绍，当时他在派出所附近租了一个房子，但他有时大半个月回不去。还有一个原因，作为90后的袁瑜蔚直言不讳：“升迁无望。”
辞职后，他来到湖南湘达律师事务所做一名律师，主攻刑事案件。
带着情怀转身，袁瑜蔚现在还感谢自己做警察的经历，“以前的警察职业，对我现在很有帮助。”袁瑜蔚以前做警察时，对刑事程序非常熟悉，“我以前做笔录，证据也是自己收集。现在做律师，我知道哪些证据存在问题，非法证据的问题在哪。侦查人员的思路是怎么样的。”
“一个优秀的律师，不仅是一个律师，还要是一个优秀的侦查员，一个优秀的批捕检察官，一个优秀的公诉检察官，一个优秀的法官，从他们的角度思考，找到漏洞。”
袁瑜蔚曾代理过一个非法制造枪支罪的案件。该案的起诉书建议法院判嫌疑人无期徒刑以上的刑罚。接到案件后，袁瑜蔚将这一类型的案件研究透，他为此购买十几本相关的法律书籍研读。
“案件中涉及的枪支是仿真枪。公安机关在侦查时，并未把嫌疑人主观犯罪意图的证据固定下来。”因为自己曾经做过警察，袁瑜蔚很容易找到证据“漏洞”，他认为，该案的突破口就在嫌疑人的主观意图上。
发现漏洞后，袁瑜蔚反复看案卷，反复对比笔录细节。“法律是非常严谨的工作，律师只要找到一个问题，就可能击垮整个证据链。”
最终，经过辩护，该案的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。
原文链接：http://hunan.voc.com.cn/xhn/article/201604/201604251103471704.html
